報導者:不聽、不看、不說——身障者被消失的性權

文葉詩妮 郭嫚容 洪郁雯 王達(台大新聞所學生) 攝影余志偉  2018.5.7

 
「媽媽一開門看到就說,你已經早產了,我們把你照顧成這樣子,你是不是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把自己再弄成這麼弱!」這是傑明(化名)第一次自慰被「抓到」,聽媽媽這麼一說,他感到羞恥,為了不再被發現,他決定退到廁所。
廁所空間小、隱密,對從小全盲的傑明來說,伸手摸一圈就能確定周遭狀態,原以為在裡頭很安全,沒人會來打擾,水一沖就可以清理乾淨,也不擔心弄髒被發現,但這個「新天地」並沒能維持多久。
一接到妹妹告狀廁所有怪味,媽媽馬上警告傑明:「你不要再這樣玩弄你的器官了,你這樣會讓妹妹不敢去洗手間!」傑明聽了除了內疚,更感到驚訝,因為他從不知道精液的味道這麼重,也因為眼睛看不到,無法確定是否有沒被沖掉的精液殘留。這下,連廁所也不安全了。
今年27歲的傑明,出生時因為早產住進保溫箱,意外被濃度過高的氧氣傷到眼睛,導致雙眼全盲。開朗的他看似融入明眼人的世界,不過一聊到「性」,樂觀和幽默感卻無法掩飾他的尷尬和緊張。在學校,男同學聚在一起談性和自慰,都笑傑明不懂;聽朋友聊約炮軟體,就算曾想「壯膽一次」,也都因為害怕被騙不敢使用。傑明最後選擇壓抑自己。
但2014年初,同學傳來一則關於「手天使」的訊息,讓他被壓抑的「性」找到了出口。

手天使:推動台灣身障性權

一講到「手天使」,許多人會聯想到免費自慰和「正妹幫你打手槍」的新聞,相關報導下的留言討論也多是帶著有色眼光的言語調侃。儘管面對社會質疑,身為台灣目前唯一一個性義工組織的手天使,仍抱持著倡議為主、服務為輔的精神,希望藉由提供領有重度殘障手冊的肢障者與視障者自慰協助,讓社會各界正視身障者性權,並呼籲政府完善相關的福利制度。
手天使的重要幕後推手鄭智偉與患有小兒麻痺的黃志堅(Vincent),因為長期關心、參與同志與障礙者相關運動而結識,多年來兩人一同並肩奮戰、彼此勉勵。2012年,他們受到被譽為第一本關心身心障礙者性需求的報導文學《性義工》,以及電影《性福療程》(The Sessions)的影響,開始萌生創辦台灣同志身障者性權組織的念頭。但認識Vincent才短短幾年,鄭智偉就發現患有小兒麻痺的他從早期使用拐杖,到現在只能依靠輪椅行動,意識到身障者進入中年後的身體損耗速度比常人更快,想一起試圖翻轉社會對同志與障礙者身份雙重污名化的行動,不能再拖了。
2013年,手天使於焉成立。
雖然最初的服務對象只有男性同志,但隨著申請者數量的增加,手天使服務對象從男性擴展到女性,從同志到多元性別群體。截至2017年底,手天使已經有超過70人次的申請,服務了18位身障者,其中包括17名男性與1名女性。
只要符合申請條件,都可以在手天使網站上填表申請。接案義工聯絡訪談後,會針對特定障別與個人狀況制定相應的服務方案。服務當天,會有行政義工協助申請者到達服務地點,最後由性義工進行服務。從開始面談到服務結束,整個流程至少需要2個月。由於手天使志工有限,加上審核過程謹慎耗時,一年70多位申請者中,最多只能服務6~8位,其他的申請者只能慢慢等待。
(製圖/葉詩妮)
(製圖/葉詩妮)
在國外,有不少國家(如日本、美國)已成立為身障者提供性協助的組織或制度,但依照目前台灣《刑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規定,手天使面臨很高的觸法風險。台灣性交易僅在性專區內合法,而目前未有任何一個地方政府設置紅燈區。為了確保受服務者的自主意願,手天使在服務前後的面談中,會錄音記錄受服務者的感受。另外,為避免有任何對價關係而落為性交易或性侵而觸法,提供免費服務的手天使義工,連被請一杯茶都不行。
Vincent也曾經擔心會被逮捕入獄,「我們一直在走法律邊緣,一直不斷快要踩紅線,但我們要來看看,政府會怎麼對待我這個倡議殘障者性權的殘障者。」但他很清楚,如果沒有人願意踏入這塊禁忌之地,障礙者永遠擺脫不了這道枷鎖。
因為資源有限,每一位身障者最多只能申請3次服務。手天使反對社會大眾用同情的態度看待身障者的性,他們更想傳達「性應該是身障者的基本需求與權利」,每一個成功接受服務的申請者都在行動上支持了身障性權的推動。
出於對身障者的尊重,手天使也加入了「拒絕」機制,當申請者與性義工見面時,他們可以隨時拒絕彼此。Vincent認為,「因為障礙者有太多被別人安排和決定的經驗,手天使希望尊重他們選擇的權利。」

「生病」的身體

身障者及相關聲援團體5月5日上街頭遊行爭取自身權益,訴求「障礙者進行性交易,娼嫖均不罰」、「落實各類情慾空間的無障礙環境及友善平等之對待」、「保障獨立生活空間,才有更多情慾的可能」、「性平教育、性教育與家庭教育都必須包含障礙者觀點」。(攝影/余志偉)
身障者及相關聲援團體5月5日上街頭遊行爭取自身權益,訴求「障礙者進行性交易,娼嫖均不罰」、「落實各類情慾空間的無障礙環境及友善平等之對待」、「保障獨立生活空間,才有更多情慾的可能」、「性平教育、性教育與家庭教育都必須包含障礙者觀點」。(攝影/余志偉)
「性」在東方社會本就是個禁忌,特殊教育體系將身心障礙者特別分隔教學的隔離式教育,讓大眾對身障者的想像與認識更是匱乏。身障者當中區分了許多不同的障別、成因和程度,如必須依靠輪椅行動的原因有可能是小兒麻痺或脊髓損傷,視障者對光線和影像也有不同的感受,但社會總是簡單的將所有身障者的身體視為「生病的身體」。
為了照護方便,許多身障者一直到成年都還和父母親或照顧者睡在同一個房間,在失去隱私的空間裡,「性」變得更困難。手天使的受服務者中,就不乏自慰或看色情片被家人、看護撞見的經驗,他們不是被痛罵一番,就是被認為骯髒、噁心。患有重度腦性麻痺的珊珊(化名)第一次向家人開口說想買情趣用品跳蛋時,媽媽氣得不願跟她說話,而爸爸則希望她不要「胡思亂想」:「和尚、修女都可以忍住(自己的情慾)了,為什麼妳不行?」
台大醫院醫師呂立表示,大腦是人類最重要的性器官,無論是性慾望還是性高潮,都是從大腦發出訊號,所以只要一個人沒有腦死,性慾就是無可否認的存在(註);縱使是下半身癱瘓、性器官失去知覺,也不代表沒有性慾或不能達致性高潮。
「生病的身體」不僅自身的慾望無法被想像,就連被慾望的可能也被剝奪。
手天使性義工阿空對此有深刻體會。他在第一次進行服務時,內心就十分掙扎。他認為身障者比其他人更懂得察言觀色,深怕自己還沒有做好接受不一樣身體的準備,流露出的神情會讓身障者覺得不舒服。阿空說,他和大多數人一樣,也喜歡六塊肌和人魚線,在這樣的審美標準之下,身障者的身體就被歸類到不可慾望的那一塊,也讓他們無法對自己的身體產生自我認同,甚至連身障者的伴侶都被冠上「慕殘」的污名。
每個人都有對愛的憧憬,身障者也有愛與被愛的想像。一個牽手,擁抱和親吻對非身障者來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對身障者來說卻是遙不可及。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身體上的接觸,但這些接觸都是與照護相關,例如洗澡或換衣服,從來不是出於情慾和愛。性義工阿空認為,情慾是一種相互關係,為了讓身障者感受身體的愛與被愛,他在服務身障者時,不僅會撫摸身障者,也會將身障者的手放到自己身上,讓身障者觸摸自己。

女性身障者更易陷入雙重困境

女性身障者更容易受到雙重束縛與困境。(攝影/余志偉)
女性身障者更容易受到雙重束縛與困境。(攝影/余志偉)
社會對性別責任的想像,也成為束縛身障者的腳鐐手銬。手天使接案義工劉于濟(小齊)每次問起申請者是否會主動開展親密關係時,就會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們這樣的人,誰會看上我們呢?」
這類說法在身障者間其實並不少見,許多人在他們情竇初開的時候就被家人以「不要耽誤別人的幸福」或者「你這樣很容易受傷害」的理由勸阻、禁止。男性身障者擔心無法符合社會中照顧家庭的角色,女性身障者又認為自己沒有持家的能力。社會對性別的期待重重地壓在他們身上,有些身障者甚至因此失去交友的勇氣。
身障者的性面對重重困境,女性身障者更為壓抑。手天使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的女性受服務者美女(化名),提出申請時已經45歲,一般女性在這個年紀早已對性有認識與經驗,但美女卻連陰道的正確位置都不太清楚。不只對自己的身體認識有限,許多女性障礙者更被迫拿掉子宮,以解除月經帶來的麻煩、避免被強暴懷孕,這個情況在女性智能障礙者身上更為常見。
鄭智偉在擔任特教老師時就遇過一位智能障礙女學生突然請假,一問之下才得知父母要帶她去做子宮摘除手術。鄭智偉說,這聽起來很不人道,但卻也能理解父母擔憂女兒被強暴,或不懂得避孕、生下孩子後在照顧上的煩惱。

「不要式」的性教育,早該過時

台灣的教育常常跳過有關「性」的章節,對於身心障礙障者的性教育更是簡化。鄭智偉認為台灣「不要式」的性教育,抹煞了身心障礙者發展親密關係的能力;性別議題敏感、難教,為了不被家長罵,老師本能地選擇較為普及的性平教育,而非適性教學。不只學校老師,為了照顧上的方便,許多家長經常採用「不可以」、「不要」的方式教導身障孩子性教育,而不是「如果要有親密行為時,你可以碰哪裡?」這也正是手天使想要打破的禁錮。
手天使也為身障者舉辦許多性教育講座、女性閨蜜聚會、情慾書寫班等性權活動,讓身障者有機會與空間討論自己的月經、私密處和性,從而更好地感知自己的身體、了解人的情慾。2017年,手天使舉辦「鬆綁吧,性教慾」活動,還特別邀請真人模特兒,讓身障者直接認識男、女身體的差別。
2017年,手天使舉辦「鬆綁吧,性教慾」活動,還特別邀請真人模特兒,讓身障者直接認識男、女身體的差別。(攝影/余志偉)
2017年,手天使舉辦「鬆綁吧,性教慾」活動,還特別邀請真人模特兒,讓身障者直接認識男、女身體的差別。(攝影/余志偉)
台灣社會對於身障者性權的認識,多集中在手天使成立之後,但其實歐美國家很早就開始重視身障者性權並加以實踐。
美國從1980年代就設置性輔助師制度;在性交易合法化的荷蘭,則有專門提供身心障礙者性愛照護的組織Stichting Alternatieve Relatiebemiddeling(SAR),協助障礙者解決性需求,服務的費用甚至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而日本也在2008年成立專門替身心障礙者「打手槍」的白手套(White Hands)。國外也有情趣用品公司設計特殊的性輔具,讓身障者能自立解決性需求。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周月清研究性別與身心障礙福利多年,她認為台灣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思維早已過時,障礙並非是人的缺陷,更非生病的身體。不少相關社福機構認為關心身障者的教育、就業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處理容易招來麻煩的性需求?
身心障礙者的性教育雖有其困難之處,但並非不可行。在台灣被認為沒有性自主意識的智能障礙者,法國則是透過性教育體驗營,用模擬、體驗的方式,讓智能障礙者理解性與愛。如果智能障礙者想懷孕,就讓他們戴上真實重量的孕婦道具,真實體驗懷孕的過程。身心障礙者有權利學習如何發展親密關係,享受性與愛。

待解的枷鎖

反觀台灣現況,手天使的倡議行動,其實只是解釋了台灣身障者相關體制的貧乏。身障者對性和愛的基本需求常被視為過分的予取予求,政府目前對於身障者性服務的提供與補助沒有相關規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科長宋冀寧表示,目前相關法令與服務也都還是朝向協助障礙者擴展交友範圍和社會參與。
以交友等管道來解決性需求或許最符合社會期待,但親密關係不該只有一種想像,提供身障者解決性需求的管道也不該只有一種。各種對性的污名化,讓大多數人選擇不聽、不看、不說。性就這樣被邊緣化、被壓抑,但身障者也是人,他們也有追求性和愛的權利。
套用Vincent的一句話:「我們哪一個人,不是在性的愉悅中出生?」

編按:以上文章連接自【報導者】讀者投書《不聽、不看、不說——身障者被消失的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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