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上性義工和障礙夥伴（行政義工小易／文）
我搭上性義工和障礙夥伴：文字與影像的交織
——寫在《十年前，我們的殘疾情事》與《像我這樣的愛情》之間
文／小易（2025年12月）
十年，是一個剛剛好的時間點。它紀念著我成為「手天使」義工的十周年，也是我反思在香港推動殘障與性實踐後，一個重要的轉化契機。
從碎裂到閃光：電影影像的催生
這一切的源起，要從 2019 年說起。那時的我正處於人生的迷茫期，對多年來在香港推動殘障性研究的困境感到疲累，甚至想過放棄。直到遇見了小天導演。
當日在工作室見面，我分享了許多手天使的倡議理念，講述一位女障礙申請者如何勇敢尋求情慾出路的故事。我記得小天導演當場感觸落淚，那份共鳴讓我認定，她能寫出屬於殘疾女生的性自主劇本。後來，我的義工經驗化作了電影《像我這樣的愛情》中，腦麻女生阿妹與阿健的愛情故事。
值得稱讚的是，女主角廖子妤在戲中的姿勢、習慣、動作乃至性反應，都精確地活演了腦麻障礙者的真實狀態。對我而言，電影中那些親密關係的片段，並非虛構，而是一個個我曾親眼見證過的障礙者畫面重新呈現。這部作品最令我動容的，是那份近乎真實的生命質感。我很欣賞導演和演員的專業，他們都很認真和積極探訪不同程度的腦麻障礙者，觀察模仿每位腦麻障礙朋友的神情動作，細心研習如何操作電輪、語障、吞嚥、肢體動作。 特別是在細節的處理上，塑造出女障礙者渴望打扮、穿上胸罩、戴上耳環、塗口紅，以及被擁抱時的害羞，這些角色設定都一絲不苟，讓觀眾看見了障礙者身而為人最純粹的渴望。
藝術與實踐的界線
這裡必須釐清的是，電影中的性服務內容與台灣「手天使」的具體操作程序並不相同。導演小天強調，《像》這部電影是以愛情文藝的角度繪出障礙者的情性，而非採取直接切入社會議題的模式。儘管如此，我們依然期望透過這部作品，觸動身處性權概念較落後地區的觀眾，去思考障礙者在尋找情性時的真實處境。
這段過程對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療癒。幾年前，我曾覺得自己對倡議的堅持像一塊被敲碎的玻璃；但在參與電影前期訪問時，我重新回顧這十年的畫面——那是我跟障礙夥伴一同建立身體自主、情感共情與自立智慧的過程。這些點滴從玻璃碎片中反射出來，閃閃發光。我重新認定，自己生來就是為了遇見「障礙」與「性」這個圈子。
手天使的初心：性權即人權，平等而非施捨
參與電影拍攝的十八天裡，我不斷向工作人員介紹「性義工」。這讓我再次回到手天使的初心。不同於一般的性別研究，我的訪問角度始終是「從障礙者主體出發」，這與手天使的理念如出一轍。
手天使的服務其核心在於「人性化」與「主體性」。我們堅持接案後派出障礙者擔任面談義工，打破社會與家庭對性的污名。這不僅是提供單一的自慰服務，而是一個平等對待障礙者情慾需求的過程，是抗衡社會不公的倡議行動。我們常自嘲，手天使的終極目標是「解散」——只要有一天政府正視障礙者的性權，人人都能成為理解他人的「性義工」，手天使便能功成身退。
夥伴情感與障別智慧
這十年的旅程，讓我跨越了「愛心義工」的刻板標籤。我學到了「障別智慧」（Crip Wisdom），並在與障礙朋友的互動中，建立了一種超越主流浪漫框架的關係。我們是戰友、是情感夥伴、也是心靈夥伴。我將這種共情共生的連結，定義為「夥伴情感」。這也是我在新書《十年前，我們的殘疾情事》中，最想帶給讀者的核心概念。
誰是性義工？——重新審視持份者的意義
大眾對「性義工」常有誤解，甚至渲染為獵奇的標籤。但在編纂《十年前，我們的殘疾情事》時，我和編輯盧勁池博士達成了一個共識：重新定義「性義工」。
在社會層面，我們認同性義工是一種介入殘疾性實踐的「持份者」（Stakeholder）功能。這本書旨在邀請讀者思考：只要你關心、正視殘疾朋友實踐性的需要，你便是一位廣義的「性義工」。
結語：在文字與影像之間找到自己
我期望透過這部電影與這本新書，能讓大家理解殘疾朋友如何運用獨特的「障別智慧」，與身邊的人相互依存，並用性來實踐「做自己」的權利。
無論是障礙還是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殘疾並非本質上的障礙，而是一種讓我們彼此連結的力量。讓我們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相關連結
- 書名： 《十年前，我們的殘疾情事》(2025)
- 電影： 《像我這樣的愛情》（2024）
